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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名文章

    中國第三部門之路
    [2009-06-30]
     

        今日世界,美國工會在主導著對各種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歐美紡織品制造商、零售商團體通過游說集團和政府就紡織品進口開展博弈,歐洲的農民在組織起來維護自己享受的農業補貼、影響著世界貿易的進程……諸種現象說明,政府和市民社會,二者之間的“第三部門”的力量不容忽視。在中國社會經歷各種利益關系的分化組合的轉型時期,中國的“第三部門”正在彰顯更大的主動性和自主性。

      NGO正在引起社會關注

      《21世紀》:你對去年一年中國“第三部門”發展的整體狀況做何評價?

      王名:首先我認為第三部門、公民社會、NGO、非營利組織,指的都是同一類的社會組織,即獨立于政府和企業市場體系之外的非營利的、公益導向的社會部門。

      中國NGO就今年而言,在一些主要的領域如環保,是比較活躍的。一些環境NGO不止參與環境教育和環境意識的普及,而且開始參與一些重大的公共決策領域,如今年的怒江水壩事件和圓明園事件。這些NGO從過去比較邊緣的領域,進入了公共決策方面較為重大和核心的領域,而且發揮了重要的影響。而且NGO的橫向聯系變得更突出,如怒江和圓明園事件中都是多個NGO聯合行動,而不是單打獨斗。

      在艾滋病和公共衛生領域,NGO的作用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如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資金,從過去的每年2000萬到現在的每年10億,但政府干預有很大局限性。對性工作者、吸毒者和同性戀者的干預,不是政府設立一定的控制機構就能解決問題的,而通過非政府的組織去做可能做得更好一些。現在吳儀副總理、衛生部長高強也在很多場合呼吁NGO對公共衛生更多的參與。

      與此同時,今年慈善、社會福利、扶貧領域等傳統領域的NGO也是比較活躍的。

      中國NGO的進展與不足

      《21世紀》:NGO存在哪些進展與問題?

      王名:相關立法在進行中,如去年3月頒布了基金會條例,今年計劃在社團條例的修改方面做一些推進:一是境外在華NGO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就有相當一批從事扶貧、社會福利和公共衛生的境外在華NGO,數量估計有1萬家,他們在中國開展活動最大的問題是,既沒有相應的法律保障也沒有法律監管。

      二是草根NGO登記的問題,我估計是中國各種類型的NGO總數是300萬家,但現在登記的只有29萬家,因為登記的門檻設定過高。

      三是監管問題,因為NGO動員的是公益性資源的,外部性很大,如果缺乏監管,出現問題時會影響社會穩定。而且只有具備良好的監管,運作透明,民眾和企業家才會樂于捐款支持NGO。

      四是缺乏支持體系。在稅收方面,如對NGO營業稅的減免,稅務部門應有統一規范,但這其實也受監管問題影響,缺乏監管評估,稅務部門就難以進行減免。此外政府應當拿出部分資金通過公開招標和競爭的方式,委托一些NGO提供公共服務。現在上海、深圳政府嘗試把政府的部分資金委托NGO進行養老服務,但整體上中國的財政支持還是不夠的。世界平均每個國家的NGO都會有部分資金來自政府,平均是20%-30%,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高達60%-70%。德國、英國和北歐國家通過招標方式給NGO資金,從事公益活動,政府同時評估和監管,這個機制是值得借鑒的。

      我認為社會利益團體做得好的話應該是一種化解矛盾的機制,從政府運作的角度應當有個引導的制度設計和安排。這就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問題。此外,NGO也應加強自身的能力建設。

      和諧社會帶來的契機

      《21世紀》:中國政府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對NGO發展起到了什么促進作用?

      王名:和諧社會提出對中國NGO的發展是個非常好的機遇,因為這個范疇提供的很多理念和NGO的宗旨和功能是契合的。和諧社會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公民自主參與、公民為主體的社會。公民通過一些多元化的平臺實現和諧,對此NGO就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利益關系,溝通不同利益集團,政府可以發揮一定作用,但不能離開NGO。現在不同的利益集團已經在形成,如流動人口、有產者階層、勞工、消費者和生產者,都需要一定的代言和表達機制。

      對于勞工、流動人口以及同性戀群體意愿表達的問題,社會和政府應當傾聽他們的組織。因為單個人可能會采取極端行為,但有組織后就會比較理性了,有一種集體表達的平臺和形式。在是雇主和勞動者之間的爭議,政府以后可以作為中間力量參與,勞工可以組成自己的組織和資方談判,政府從中調解,這比現在政府直接參與解決的做法要容易得多。

      《21世紀》:在中國社會轉型期,NGO應當發揮何種職能?

      王名:社會轉型,一是從原有的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二是從原有的社會對立轉為社會和解和合作。在這個過程中NGO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一種社會的平衡機制,特別是化解一些尖銳的矛盾和可能的激烈的沖突。在社會轉型中,我們不希望社會問題以政府和階層、或階層之間對立的方式解決,而是應形成一種法團主義的、類似歐洲的社會互動的模式。

      法團主義其實是歐洲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框架,即社會不同的利益群體有相應的代言和表達機制,這一機制通過對話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我們也在朝這個方向轉變,在這個過程中NGO的作用非常重要,包括一些基層向弱勢群體提供服務的NGO。NGO代表社會不同利益集團直接的溝通、對話、協調、表達,這是現代社會、和諧社會一種很重要的機制。最近我們一直在強調大力發展行業協會,但與此同時還應強調如何培育和發展勞工組織。以便勞工可以和有產者談判。在生產者組織增多的同時,也應發展消費者的組織,這樣的對話、制衡、互動、協調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機制。

      中國NGO的自主性

      《21世紀》:中國NGO能從西方類似組織的發展中得到什么借鑒?

      王名:不能簡單認為中國的NGO是國外移植過來的,中國本土民眾的創造還是非常強的,在中國本土的社區層面,我們看到很多農民專業協會都是本土自發成立的。外部資源,特別是來自境外NGO的資源,對中國NGO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它們提供了一定的資源,以及運營和管理的模式,還有公益精神。但對現在本土的NGO來說,重要的往往不是如何學習外國NGO的問題,而是如何面對和解決它所在的社區和領域的現實問題,有很多問題很迫切,涉及資金、技術、能力的問題。

      《21世紀》:你對中國NGO目前的自主性如何看待?中國NGO的發展和建立獨立自主公民社會應當是什么關系?

      王名:NGO的自主性在有些方面有所表現,如環保和艾滋病等領域比較活躍,都是獨立于政府開展活動的。但整體來看還很難評價說,近年以來NGO的自主性有所增強。只是通過一些事件,NGO的社會影響力增大了,自主意識和參與意識也有所增強。

      從總體看,中國的第三部門在覺醒和活躍起來,但第三部門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很難說何時會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或像一些學者說的分庭抗禮的第三部門。實際很重要的是,中國的NGO是否能解決我們面臨的這些很多非常復雜的社會問題,如社會利益集團的整合、意愿的表達、各種社會矛盾的化解等。

      能否解決這些問題,可能是比其能否獨立自主更嚴峻的問題。只有有效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在社會形成良好空間,促進每個NGO公益性功能和能力的發揮。NGO最核心的功能是公益,應當有效動員公益資源,利用這些資源影響社會,特別是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發揮作用。
     

       

    專家詳細介紹

    王名

         中萬(北京)行業協會商會發展促進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所長,教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著名非政府組織研究專家。王名教授長期從事社會組織相關研究工作,對行業協會商會有很深的洞察力,組織承擔過多項有關行業協會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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