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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推進社會組織管理改革和創新發展的若干思考

    來源:《社團管理研究》
    2012-06-11

        社會組織的興衰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生機與活力。社會組織作為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公益性和自治性的民間社團組織,是社會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者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維護者,它與政府、企業共同構成現代社會的三大組織支柱和穩定社會的“鐵三角”。深化社會組織管理改革,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發揮社會組織功能作用,對加快和推進社會建設,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發展和社區自治,擴大公眾參與,反映利益訴求,調解矛盾糾紛,強化民主監督,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我國社會組織發展迅速,在推動經濟增長、增加群眾就業、保障改善民生、推動城鄉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承接政府職能、提供公益服務、擴大公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調解矛盾糾紛、推進基層自治、激發社會活力等方面擔當了重要角色,成為黨和政府聯系服務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廣大社會組織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得到了全社會的充分肯定與廣泛認同。與此同時,由于相關服務管理工作不到位、培育扶持資金不足等諸多原因,社會組織轉變發展方式更加迫切、生存發展環境有待改善;由于構成多元、素質多樣、規范引導不夠,社會組織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有待加強;由于社會組織政策法規不健全、不配套,設立門檻過高、政府監管不夠,官辦色彩濃、行政干預多,加之部分社會組織行業自律較差、自身能力不足、影響力不強、公信力不佳,嚴重制約了社會組織健康發展和作用發揮。

        一、除了必須嚴格控制的,其余社會組織全部放開培育發展

        世界許多國家社會組織資金的60%至70%都來源于政府,西方國家社會組織領域一般能吸收約10%的就業人口,有的國家非營利組織的經濟規模一般占到本國GDP的5%至10%。這對于我國社會建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和啟示作用,必須加快培育發展社會組織。思路決定出路。以前凡涉及社會組織發展問題時,不同部門、不同地區甚至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意見各異、觀點各不相同,但歸納概括起來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不少地區、不少部門提出放寬工商經濟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等直接服務民生建設的社會組織發展,取消其業務主管部門,由民政部門直接予以登記;二是大多專家學者主張取消現行雙重領導管理體制,放手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加快壯大第三部門力量,盡快形成政府、市場、社會三足鼎立和優勢互補的局面;三是也有個別部門不同程度地忽視、輕視、漠視甚至否定社會組織,擔憂、防范和限制社會組織發展及其作用發揮,等等。上述不論哪種觀點都有其理由所在,但社會組織的興起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社會發展大趨勢,是不容回避、不可阻擋的重大現實問題。為此,必須更新觀念、轉換思路,在思想上接受社會組織、在政治上認可社會組織、在政策上支持社會組織、在體制上吸納社會組織、在實踐中發展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切實規避其消極因素。特別是要善于轉變理念、變換思維、換位思考,不能總在放開哪些社會組織發展上糾結不清、爭論不休,而是應該把涉及國家安全類、社會穩定類等必須嚴格控制的社會組織定性準、界定清、控制住,對于其他社會組織則全部放開培育、積極扶持和大力發展,不斷壯大各類社會組織特別是當前急需的基層社會組織,著力發展服務民生的公益性社會組織,優先發展符合產業導向的行業性社會組織,培育發展參與基層社會建設的社區社會組織,引導發展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的新型社會組織,真正做到該控制的控制住、該放手發展的發展好、該重點支持的支持到位、該充分發揮的作用發揮出來,從而不斷增強社會自組織化程度,不斷提升社會組織服務民生、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

        二、除了必須登記審批的,其余社會組織全部實行備案登記

        我國現行的社會組織管理法規主要有《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其均規定社會組織要獲得“合法身份”須先找所在行業主管部門作“婆家”,再到民政部門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登記。這一管理體制已經運行近24年,其好處是保證了社會組織政治上可靠,但同時也把應該擋的社會組織擋在外面,把不該擋的社會組織的也擋在了外面。一些找到“婆家”的社會組織,相當一部分都具有濃厚的行政化色彩,往往利用業務主管單位的權威開展工作,這就導致了“發揮余熱型”的官辦社會組織蓬勃發展,民間草根社會組織舉步維艱。目前,我國已有近45萬個正式登記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登記率年凈增長2%到3%。現在每萬人擁有民間組織法國110個、日本97個、美國52個,而我國僅為3個。我國的基金會每年新增100個以上,而美國的基金會平均每天就新增8個。不論是推進社會組織管理改革還是探索完善社會治理模式,當前擺在我們面前最重要的問題是社會組織制度建設,是體制機制法制改革創新。不論是發展社會組織還是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其重要前提是如何為社會組織發育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現在制約社會組織發育的最主要問題之一是登記審批制度,是設立門檻過高過嚴、程序過于復雜、時限過于冗長等。當務之急就是加快登記審批制度改革創新。近年來,不論廣東等沿海地區還是內地中西部地區都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實踐探索,不同程度地推動社會組織登記審批制度改革,特別是對基層社會組織主要實行備案登記,大大地加快和促進了社區、鄉村等基層社會組織的發展。但由于受現有登記審批制度的制約,仍有大量尚未正式登記的民間草根組織活躍在基層社會公益慈善服務領域,這給社會組織服務管理、發展壯大、作用發揮都帶來一系列問題。因此,必須建立社會組織“統一直接登記”新體制,加快推進這場社會領域的改革開放。只有這樣,才能推進依法行政和社會管理創新,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改革創新的核心在于體制改革。總結和分析當前社會組織登記審批工作,總的思路應該是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等必須審批登記的以外,其余社會組織可以一律實行備案登記制度,特別是基層社會組織全部實行備案登記制度,把眾多事實存在的民間草根組織正式納入合法生存發展的社會組織之列。

        三、除了必須業務主管的,其余社會組織全部納入樞紐型工作體系

        1989年,我國確立的民間組織實行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分別負責的雙重管理體制,即社會組織成立必須先取得業務主管單位的許可,其本意是為了加強對社會組織的規范引導和健康發展,但實際操作中卻易導致社會組織發育不足而又疏于管理,加之登記門檻過高導致登記成立難,大量民間草根組織因無法找到業務主管部門只能游離于管理體制之外,或以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到工商部門注冊,或選擇不登記注冊形式事實存在,這都給有效監管和作用發揮留下很多隱患。同時,由于這種管理體制對業務主管單位的職能很難確定和問責,而民政部門的社會組織管理機構也無法對分布廣泛、數量眾多的社會組織進行有效監管,導致業務監管難。再者,這種管理體制下社會組織很多是由業務主管部門直接或間接發起的,難以擺脫行政干預,行政化色彩濃厚,很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和功能。最后,業務主管部門和民政部門的社會組織管理機構更重視對已登記注冊社會組織政治方向把握,而對其業務指導、內部建設與日常管理則很少過問,對如何培育其健康發展更是很難顧及,導致社會組織培育難、發展慢,作用發揮不夠、不好。因此,加快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勢在必行。按照中央領導同志關于把各類社會組織全部納入黨和政府主導的聯合性、綜合性社會組織管理體系的要求,北京、上海、廣東、南京等地積極探索構建樞紐型社會組織工作體系,積極穩妥地把不同類別的社會組織分級分類分別納入相應的樞紐型社會組織體系進行服務管理,政治上發揮橋梁紐帶作用,成為黨和政府與社會各界相互聯系的橋梁和紐帶;業務上發揮龍頭引領作用,團結帶領同類別、同性質、同領域社會組織共同發展業務;日常管理服務上發揮平臺作用,授權承擔相關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職責,負責對同類別、同性質、同領域社會組織進行日常聯系、管理和服務工作。因此,除特別規定、特殊領域外,將現行的社會組織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構建樞紐型社會組織作為業務指導單位,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摒棄社會組織“雙重管理”,實現直接登記。另外,國家民政部應加快推進社會組織管理三個行政法規修訂工作,做好相關政策銜接配套,為社會組織培育發展、作用發揮提供法律保障。

        四、除了必須非營利性的,其余社會組織全部鼓勵探索社會企業發展之路

        社會企業既不同于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亦不同于普通社團需要依靠社會捐助運營,主要通過商業手法運作賺取利潤用以貢獻社會,其所得盈余用于公益慈善、促進社會發展及社會企業本身投資,它們重視社會價值多于追求最大企業盈利。簡單地說,社會企業是以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標,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依靠提供產品或服務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組織,就是“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社會企業具有企業導向、社會目標、社會所有制等特征,具有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擁有成功的商業模式、遵守資產鎖定原則、采取自治管理模式、顯著的創新性和革命性等特點。社會企業運用商業方法實現社會目標,以社會資本與商業資本相結合、社會方法與商業方法相結合的方式,在市場驅動和使命導向的前提下,通過商業活動創收所得為社會項目提供資金,以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實現財務目標,通過獲取收入實現財務自由,為完成社會使命而有策略地組建企業,創造社會和經濟價值。亦即:社會企業家認識到社會問題,運用企業家精神及方法組織、創造、管理社會企業,達到推進社會發展的目標。英國是社會企業發展成功典范之一,現有55000余家社會企業,年營業額270億英鎊,每年為英國經濟貢獻84億英鎊的價值,占GDP的1%以上;擁有員工47.5萬,占英國所有企業員工數的5%;提供30萬志愿者崗位。相關政府部門應認真借鑒國外組建專門機構規范引導社會企業發展、出臺規范社會企業法律、在全社會宣傳推廣社會企業、為社會企業發展創造有利政策環境等策略,積極探索我國今后發展社會企業的對策措施,高度重視并持續關注社會企業這一社會創新現象,了解掌握社會企業發展概況及趨勢,在條件成熟、具有代表性的民生領域推廣社會企業試點,在培育社會組織工作中廣泛宣傳社會企業理念,支持社會企業實踐,整合相關政策優化社會企業發展環境,借鑒社會企業理念探索政府公共服務模式創新。與此同時,還應加快出臺相關政策法規,讓社會組織和捐助企業獲得稅收優惠,為社會組織發展壯大、作用發揮爭取更多更大的政策優惠。

        五、除了必須政府承擔的,其余社會服務全部實行社會化提供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是全能政府,對經濟社會實行全方位的管理。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已經通過推進政企分開將大量具體的經濟事務從政府職能中剝離出來;另一方面,還需要推行政社分開,改變政府對社會服務大包大攬的局面。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經濟與社會“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才能真正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愿景,才能讓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與社會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有機結合,形成全新的社會治理結構和治理模式。社會組織能否有效參與社會服務管理,關鍵在于政府。從國際經驗和發展趨勢看,政府單獨作為公共服務主體的傳統模式已被打破,社會組織已成為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重要力量。以美國為例,醫療行業50%以上的病床屬于非營利醫院,50%左右的高校、60%的社會福利機構都是非營利組織,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占一半以上。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存在比較大的差距,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為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服務、社會管理讓渡更大空間、創造更加有利條件。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要求,政府簡政放權,將具體的經濟和社會事務盡可能都交由企業和社會組織去做。此外,還須進一步規范政府的權力運作,推進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建設,通過政府的行政空間縮小、讓出空間給市場和社會,實現政府的“自身革命”。特別是把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今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當務之急是切實清理、壓減行政審批事項,加大放權力度,尤其要在“減少”上下功夫,加大力度向社會放權,加大力度讓社會組織參與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抓緊出臺向社會組織放權的指導性意見,完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指導目錄,明確向社會組織轉移職能、購買服務項目,可取消的審批下決心取消,可下放權力的下決心下放,可轉移職能的下決心轉移,可購買的服務下決心購買。同時,積極組織開展社會組織公益活動、社會公共服務項目推介展示等,為社會組織提供社會服務搭建平臺;評選打造社會組織公益服務品牌,不斷提高社會組織知名度和影響力。

        六、除了必須政府行使的,其余可轉移職能全部授權行業協會承擔

        我國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經歷“父子關系”、“主仆關系”階段后,目前正進入“伙伴關系”。讓更多的社會組織更好地發育成熟,繼而承接一些政府職能轉變的事務,使政府和社會互相配合,讓社會自己管好自己。社會建設要求政府為社會讓度空間,社會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厘清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體制變革必然要求社會體制相應改革。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確了企業在市場體系中的主體地位。推進社會領域改革,必須服從服務于市場經濟體制,厘清政府與社會即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發揮社會自治在社會治理中基礎性作用,承認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結構中的主體地位。與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全能政府時代相比,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分化,使過去具有高度組織性、結構十分穩定的社會不斷分化,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社會形態也從緊密型和高度組織化迅速走向松散型和非組織化,社會成員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人們對公共事務越來越關注,社會對公共服務需求日益多樣化,公眾訴求表達、廣泛參與卻處于無序狀態,社會矛盾隨之而來,社會風險隨之增加,這樣社會迫切需要再組織化。現在普遍比較關注的是社會組織如何提供公共服務,其實滿足公民的“自組織”需求是更加重要的。因此,創造條件讓老百姓較容易地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社會組織,或與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發起成立社會組織,以社會組織的多樣化來滿足老百姓多樣化的組織需求,通過培育發展社會組織,讓社會組織在社會的再組織過程中發揮載體作用,把社會組織打造成為新的社會治理主體。按照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要求,除了社會公共服務實行社會化外,政府還應主動退出社會組織能夠進行自我管理和服務的領域,實現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各自職能歸位,特別是政府要逐步將微觀層面的社會事務性服務職能、部分行業管理職能等轉移給社會組織,推動“費隨人轉”向“費隨事轉”的轉變,通過政府授權和委托,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和管理,授權行業協會和相關社會組織承擔相應職能。這樣在確保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前提下,穩步向行業協會等轉移職能,最大限度地推進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

        七、除了必須由指定部門監察的,其余社會組織全部納入監管評估

        放手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是今后我國社會建設的總要求和總基調,但放手并非是放任自流,放手不放任、更不放縱,與之相匹配的是對社會組織實行“寬進嚴管”,全部納入規范監管評估。除了工會、團委、婦聯等樞紐型社會組織必須由指定部門負責監察外,其余各級各類社會組織必須全部納入有效監管和科學評估之中。在依法加強日常監管中應該特別強調,凡是社會組織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危及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威脅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律依法及時予以嚴肅查處乃至注銷取締,并依法追究其法人及其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在加強日常監管的同時,必須強化社會組織財務公開、運行監管和經費審計,從源頭把握其資金來源,全程監督社會組織運行,從嚴審計經費管理和使用,嚴防敵對勢力滲透和介入,嚴防違規違法問題發生。切實加強社會組織誠信建設,建立健全信息公開、財務公開、審計公開等機制。建立公益慈善組織第三方評估制度,形成政府指導、社會參與、第三方獨立運作的社會組織評估機制,促進公益慈善組織加強自身建設、發揮社會作用。完善公益慈善組織的第三方評估制度,建立具有較強專業資質、長期穩定的獨立資金支持的“第三方”權威、公正、客觀評估機制,既有利于增強說服力,還將促進公益慈善組織公信力建設。同時,加強公益慈善組織年檢和評估工作,重點加強信息披露、財務報表和重大活動的監管,建立社會組織等級管理體系,實行社會組織分級管理。對公益慈善活動中的違法違規行為,依法嚴肅予以查處。加快推動形成法律監督、行政監管、財務和審計監督、輿論監督、公眾監督、行業自律相結合的公益慈善組織監督管理機制,建立和實行嚴格的退出機制。注重運用第三方獨立評估結果,確保評估工作實效和影響力。不論是業務資質評價還是購買服務項目評審、服務質量評價,都必須重視發揮民間第三方獨立評估的基礎性甚至是決定性作用。

        八、除了必須保持兼職的,其余社會組織工作人員全部實行職業化專業化

        目前我國社會組織主要包括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三類,社會組織專職工作人員是指除兼職人員、勞務派遣人員、返聘的離退休人員和納入行政事業編制人員以外的所有與社會組織建立勞動關系的從業人員。目前,社會組織從業者收入較低,如北京月人均2000元左右,很多人只有1000多元,加之缺乏職業發展空間,導致社會組織人才流失嚴重,明顯影響社會組織發展和作用發揮。為此,必須推進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職業化專業化,今后逐步將其納入社會組織專職人員序列和薪酬待遇體系。當務之急是,社會組織必須依法為形成勞動關系的專職工作人員辦理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手續,并按時足額繳納相關費用,維護和保障從業人員的合法權益。首先,應對正式登記的社會組織制訂指導性工資待遇標準,推動社會組織專職工作人員待遇提升。其次,制定社會組織的最低工資標準,比照當地平均工資增長,建立社會組織專職人員工資增長機制。最后,妥善解決社會組織專職工作人員“五險一金”,社會保障方面享受和企事業單位相同的待遇,把為專職工作人員按時辦理“五險一金”列為年檢的重要內容。在提升社會組織專職人員待遇的基礎上,研究社會組織從業人員保障政策,解決社會組織人才引進和培訓、職稱設置和評定及職業資格認證等問題,探索不同類別社會組織專業職稱設計,使其像教師、醫生那樣隨著專業經驗積累擁有專業晉升空間,通過良好的職業前景設計吸引更多人才進入社會組織工作。同時,按照“政社分離、回歸于民”的要求,加快社會組織的民間化步伐,除了事關國家安全等特殊社會組織外,對公務員在社會組織兼職實行“新增嚴控”、“存量漸退”,使公務員等黨政機關和參照公務員管理人員盡快從社會組織退出,還原社會組織的非政府性和民間本色。

        九、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等重要機密的,其余社會組織信息全部向社會公開透明

        據統計,2005年至2010年我國社會公益慈善捐贈合計超3000億元,依法登記的公益慈善組織大幅增加。但隨著我國公益慈善事業的快速發展,公益慈善組織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目前,社會公眾對公益慈善組織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亟待相關部門進一步加強大監管力度,相關社會組織加大公開透明力度。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等秘密的內容外,慈善捐贈程序、善款善物管理使用方式、捐助效果評估等信息,從組織機構到運行程序,從財務收支到服務內容,從服務標準到社會效果,公益慈善組織應做到信息全程全部全員公開,接受政府部門監管和社會公眾監督。公益慈善組織必須重視公眾對其信息的認知感受能力,學習借鑒國外公益慈善組織的先進管理經驗,推進信息公開讓公眾滿意,增強公益慈善組織的公信力。調查表明,目前僅有不到三成的公益慈善組織信息透明度較高,近九成受訪者表示從未接受過公益慈善機構的信息反饋,超過九成公眾對慈善信息公開程度不滿意。其原因包括公益慈善組織缺乏信息披露所需人力物力,缺乏統一的信息披露標準和披露平臺等。調查還顯示,公眾普遍關注的機構年度工作報告、籌款用途、項目效果、年度財務報告等事關組織公信力的信息,大多公益慈善組織還沒能公開,信息透明指數明顯偏低。這其中既有公益慈善組織對信息透明的主觀認識不足不夠原因,也有相關政府相管部門管理不到位的原因。《民政部關于進一步加強社會捐助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公益慈善組織對社會捐贈的接收和管理情況、社會捐贈的撥付使用情況、向捐贈人反饋信息情況都要向公眾披露,但對公益慈善組織怎樣去公開信息、不公開要承擔什么責任等目前尚沒有統一的規定和標準。慈善組織信息披露需要成本,但目前大多公益慈善組織沒有對信息披露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保障。信息披露渠道不暢,信息披露標準缺乏,許多公益慈善組織未制定信息披露制度或辦法。目前我國各類公益慈善組織中基金會信息披露相對較好,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基金會管理條例》和民政部《基金會信息公布辦法》對基金會信息公開透明作了明確規定,而對于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如何進行信息披露目前尚無統一規范。同時,公益慈善行業還缺乏權威、系統的信息披露平臺,許多公益慈善組織“各自為政”,造成資源重復投入。加快推動慈善行業信息透明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準則,建立統一的慈善信息披露標準、辦法和平臺,健全涵蓋網絡、紙質媒介、廣播電視、戶外廣告等信息披露渠道,確保各級各類社會組織信息公開的規范化、制度化、常態化。

        十、除了必須保持自身特殊性的,其余社會組織全部實現黨建工作全覆蓋

        堅持黨的領導,這是我國憲法的明確規定。在社會組織日益加快發展的新形勢下,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非常必要和尤為重要。除了宗教類社團、寺廟觀庵和教堂等必須保持基自身特殊性的社團組織以外,其余各類社會組織必須參照支部建在規模社團、支部建在商務樓宇等模式,按照“聯合建”、“系統建”、“單獨建”、“與社區共建”、“與樓宇共建”等方式,加快推進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覆蓋面,使社會組織中的黨員全部納入黨的組織之中,使黨的工作全面覆蓋到這些社會組織,同時加強黨組織與群團組織、黨的工作與群眾工作相互推動、相互促進,把黨員、團員、青年、婦女等從業人員分別納入相應的組織之中,并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服務、引導、教育、管理。特別是依托社會組織樞紐型工作體系,構建同類別、同性質、同領域社會組織黨建工作體系,真正推動“政府管控后退一步、黨組織和黨的工作前進一步”,依靠黨建工作全覆蓋推進社會組織服務管理全覆蓋,以黨建工作創新推動社會組織服務管理創新,以加強黨的領導確保社會組織健康發展。近年來,北京積極探索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創新,目前北京市科協、市殘聯等17家市級樞紐型社會組織已建立黨建工作“3+1”機制(建立樞紐型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委員會、社會組織聯合黨組織、設立或明確相關工作職能部門,形成樞紐型社會組織黨建工作例會制度),有效形成社會組織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和黨建與業務一起抓的良好工作局面。借鑒這一模式,加快探索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創新發展,從另一個角度為社會組織管理創新這項“百姓叫好、社會需要、政府得分”的改革提供指引,以社會組織的黨建工作推動社會組織群團建設和自身發展,能建立黨組織的全部建立,暫時不能建立黨組織的納入相關黨組織工作范疇,形成并發揮加強黨的領導的強大政治優勢和政治核心作用,把各級各類社會組織緊密團結和凝聚在黨和政府周圍,始終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力。

        在新的歷史時期,必須積極評價社會組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充分肯定社會組織在提供社會服務、參與社會管理等方面付出的辛勤努力和做出的應有貢獻,準確把握當前社會組織發展建設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視和回避的問題。按照積極培育、放手發展、充分運用、嚴格監管的原則,把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成為黨和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使之成為黨和政府維護群眾權益的重要助推力量,從以上十個方面重新審視、改革、創新、發展和完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及培育發展機制,確保社會組織不斷發展壯大、更好發揮應有作用,促進社會更加文明和諧、安定有序、富有生機活力。

     

    責任編輯: a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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