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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放權但要當好“裁判”

    來源:廣州日報
    2012-05-28

        放開登記,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放手不管,而是說該政府管的就由政府管,該社會管的就由社會管。

      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報告中提出,要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治理模式。而早在去年底,廣東出臺規定,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社會組織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不再需要掛靠主管單位。在經濟領域高舉改革大旗之際,廣東社會領域改革同樣不甘落后。放開社會組織的登記有何深層意義?社會組織的發展對社會領域的改革有何影響?

      以前社會組織找掛靠單位非常麻煩:一方面,很多部門怕承擔責任,不愿意為社會組織提供掛靠;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對社會組織的了解,對這個新領域充滿懷疑。現在放開社會組織的登記注冊,可以吸引更多的社會組織參與進來,這無疑邁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但放開之后,政府還須在教育、培訓、經費支持上扶持社會組織的發展。

      首先社會組織還需要啟蒙教育。政府不但要認識到社會組織是對政府職能的必要補充,還要為其培訓專業的人才;其次,社會組織需要資源的投入。在國外,政府財政支持約占到社會組織資金來源的70%左右,政府通過服務外包的方式,為社會組織的發展“輸血”。而在我國,政府服務外包還處于起步階段;在政府服務外包之外,企業的捐贈是社會組織資金來源的另一重要途徑,在這方面,我國發展得比較迅速,去年企業捐贈額增幅達到了50%。但需要警惕類似郭美美事件對捐贈帶來的傷害;最后是人力的投入。全世界約10%的就業機會來自于社會組織,中國有六七億勞動力,社會組織發展了,可以解決幾千萬人的就業,又何樂而不為?因而,政府和社會都應轉變觀念,創造條件,鼓勵人們去社會組織就業。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只有廣東等少數地方放開登記。而且現在雖然說社會組織登記不用掛靠,但仍然要經過民政部門審批,等于說全部掛靠在民政部門下。這要求民政部門首先要思想解放,可以向工商部門學習借鑒經驗,工商部門在市場準入上已經做到了相當開明。當然,在政府放權社會、購買社會服務過程中,還要處理好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所謂政府放權社會,其實就是將目前由政府掌握的“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交還給社會。但放開登記,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放手不管,而是說該政府管的就由政府管,該社會管的就由社會管。在兩者關系中,政府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找準定位:

      其一,政府要制訂合理的、有利于社會組織發展的各種規則。政府把權放出去,讓社會組織去做,然后制定政策法規去規范,如不斷加大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范圍和力度,出臺針對社會組織的各種稅收減免政策,以降低其運行成本;其二,政府在制訂規則后要執行規則。社會組織自身可能會有很多問題,比如說郭美美事件讓紅十字會遭到懷疑。這時就需要以制度規定糾偏,如果社會組織沒有依法辦事,政府就可以作為裁判將其“罰出場”;其三,政府要鼓勵推動社會組織的發展。在提供社會服務上,初期的社會組織不一定比政府做的好,但要給其試點的機會,讓他們自己競爭。
     

    責任編輯: a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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